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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71年8月15日布雷顿森林体系随着尼克松政府关闭黄金兑换窗口走向解体至今，已有50年。但人们对影响深远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兴趣一直未减：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什么会解体，其带来的教训和启示是什么？为什么解体后的美元国际地位并没有因此削弱，如何看待和理解美元地位的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留下了哪些遗产，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国际货币体系应如何改进？这些问题一直充满争议，但把握这些问题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与改革，值得继续深入讨论。

　　远大国际期货 | 李晓  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A岗），广州商学院校长

　　远大国际期货 |《中国外汇》2021年第21期 

要点

以纯粹的信用货币为基础的美元体系具有明显的单边主义与自利特征，给世界带来的风险与成本与日俱增。对此，有必要把恢复“债权人逻辑”和依靠集体行动的逻辑作为金融治理与改革的思路。

　　自1971年8月15日美国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在此过程中，摆脱了“黄金魔咒”的美元开始更加自如地控制世界货币金融市场，以及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方向，国际货币体系转变为以纯粹的信用（债务）货币为基础的美元体系。

　　美元体系的运行机制

　　所谓美元体系，是指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后，由美元发挥关键货币功能，即美元在国际贸易、投资计价结算中居主导地位，在全球官方储备和金融资产中居领先地位，在全球信用周转体系中居核心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现阶段的美元体系主要依靠三个机制来运行。

　　第一，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当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确保自身的储备货币地位。为此，美国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迅速找到了石油这种工业血液，并于1974—1975年间联合沙特等国达成了石油交易用美元计价的“不可动摇协议”，形成了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这意味着其他国家若要进口石油必须用美元支付，因而必须储备美元，从而使美元在与黄金脱钩之后依然牢固地保持着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第二，商品美元还流机制。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主要通过经常项目逆差间接输出美元，以及通过资本项目持续逆差直接向世界输出美元这两条渠道维系美元在全球的扩张不同，在美元体系下资本流入而非资本流出对其运行具有突出重要的作用：美国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出口导向型国家提供开放的最终商品市场，其巨额经常项目逆差的弥补主要依靠这些国家美元储备的“还流”——以购买美国国债或公司债等形式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也就是说，向美国出口商品与服务的国家在赚取美元以后，不得不将其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借给美国；否则，由于美元是世界计价、结算货币和主要的资本市场交易货币，若美元供给增加便意味着美元贬值。其结果是，一方面顺差国自身拥有的美元储备缩水；另一方面顺差国货币升值，对其扩大出口不利。所以，美元体系下的顺差国不得不维持着美元汇率的稳定，尽量不让美元贬值。而与此同时，美国则将来自顺差国的美元储备再次投资于这些国家（约70%用东道国货币计价），在赚取各种资本收益的同时更可以赚取美元贬值的红利。这是美国利用美元体系获取财富转移效应，并让全球为其分摊霸权成本的重要途径。

　　第三，美国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目前，美国80%以上的对外债务是用美元计价，这意味着美国对自身的对外负债可以通过印刷美元解决。鉴于几乎所有货币危机都是某种货币错配的结果，因而只有当美国对外发债的大部分不用美元标价，而是用欧元、英镑、日元或者人民币标价的时候，才真的可能出现危机。否则，难言“美元衰落”或“美国衰落”。

　　进一步看，当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由“信用货币体系”取代了黄金本位之后，便成为了“债务本位”，其核心逻辑是：钱就是债务，债务就是钱，有钱就有债务，无债务就没有钱。其结果是，债务增长快于货币创造（杠杆），货币创造快于商品财富的增长。这是一种依靠负债推动的经济增长，欠债越多，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无疑是所谓新货币理论（MMT）得以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背景。

　　美元体系的性质

　　第一，美元体系本质上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人为扩张，因而它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及其结构变化的深刻影响。美国经济的高度金融化与美元体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二，美元体系是非合作的、单边主义的。美元体系的权力经常表现为这样一种状态：该体系在为其成员提供诸如美元流动性、交易和结算便利等“公共产品”的同时，也使得全球经济对其产生严重的不对称依赖，迫使系统内国家不得不被动地支撑或维系这一体系；而且，由于摆脱了黄金约束，它可以“合法地”放弃其应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相关政策与行为更加具有自利性。

　　在此过程中，美国在金融领域的两个重大转变决定了其货币政策更具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与自利特征。一是美元体系下金融逻辑的变化——从“债权人逻辑”转化为“债务人逻辑”。即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借贷关系中，不再遵守维护债权人利益、欠债还钱且要求债务人必须做出相应调整的规则，而是开始实施维护债务人利益、欠债不还且要求债权人必须做出调整的规则。而美元体系的核心利益就在于，维护一个允许美国可以坚守“债务人逻辑”、大量举债而不受其他任何国家约束的世界货币秩序。因此，美元的升值或贬值已不再是货币地位或国家实力变化的评价指标，而是美国调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与方向的重要手段；与之相应，国际收支失衡或全球经济失衡本身，是美元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重要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全球经济再平衡”是一个伪命题。二是美联储在摆脱了“黄金魔咒”后，再度摆脱了“央行魔咒”，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黄金约束的自律性，转变为美国自身利益决定的自利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通过抛掉“黄金魔咒”，美国政府摆脱了国际收支的限制，获得了通过货币发行控制世界的权力，不再必须去“挣到钱”，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借到钱”来实现经济扩张。此后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联储又抛弃了“央行魔咒”（央行必须确保自身独立性，将其职能专注于金融稳定领域，不能扩张到财政等其他领域），使得美国政府可以从“借到钱”，进一步演变为“印出钱”。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以来，美联储的身份与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最后贷款人”转变为“最后的做市商”。自去年开始，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采取了“平均通胀目标制”，就业状况成为货币政策调整的核心指标。总体而言，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货币政策的国家，其越来越具单边主义性质的货币政策，是导致世界经济、政治冲突的重要根源。

　　第三，美元体系是一个全球性的资本（源）控制系统。该系统的含义在于：一方面，系统内国家无法单独改变规则，而且这种状况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尽管系统内国家面临着美元汇率波动、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矛盾等日益增大的成本，且经常面临各种货币金融风险，但推翻该体系的成本更大，存在着一种集体性的“系统崩溃恐惧”。这种恐惧将所有系统内国家绑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实质上成为被美元体系绑架的“人质”。美国判定，系统崩溃的压力或恐怖感对世界经济造成的伤害远远高于美元波动与政策变化给系统内国家带来的成本和风险，其“绑架”功能使得系统内国家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支撑该体系的运转。这是美国可以通过显在或潜在的违约行为打击、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可以任性发动贸易保护主义的深刻背景。

　　如果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美元体系的全球性权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拥有全球金融规则的制定权及其协调、实施机构；二是美元全球使用的网络外部性，计价、结算的习惯与传统；三是美国的金融市场具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并具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四是拥有全球性的信用评级机构和居垄断地位的会计师事务所；五是拥有超强的金融制裁权力；六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全球性传播。归纳起来，就是拥有全面、系统和强大的硬权力与软权力。

　　当前国际货币格局的主要特征仍是美元一家独大

　　从上述分析可知，美联储货币政策由黄金约束下的自律性转变为自身利益约束下的自利性，再加上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一家独大的投票权及其结构性权力，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无疑困境重重。

　　当前国际货币格局的主要特征仍是美元一家独大。正如历史上所有货币体系都是一个严密的层级系统一样，半个世纪以来，美元体系下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之一，就是随着金融危机频发导致央行货币互换频繁，促使全球储备货币日趋多元化；但相比较而言，计价、结算货币，尤其是外汇交易仍是以美元为主。从整体货币格局看，美元是关键货币或顶级货币，欧元、英镑、日元是主要货币，这四种货币的市场份额大体为90%，其余货币不仅所占的市场份额小，而且与上述四种货币相比不在一个量级，顶多算得上是“初级货币”。而且，这些“初级货币”基本上都是美元流动性的最大需求者，它们的货币由于不能自由兑换，不得不面临国际清偿能力的硬性约束，一旦面临金融、经济不景气或者危机，都将被迫增加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资产），而且他们极其担忧外汇储备的流失；即便一些国家通过央行间本币货币互换等措施构建了局部的安全网，但本质上也是以某个国家的巨额美元储备为信用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半个世纪里，对美元体系最具威胁的一次挑战来自欧元。然而欧元在诞生后经历了近10年的快速发展，在2010年便到了自己的“天花板”。欧元超越美元或与美元平起平坐的话题再也无从谈起，目前大家关注的只是如何遏制其衰落。无论是德国马克、后来的欧元还是日元，它们的国际货币地位都是在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后陷入停滞甚至是后退，究其根源有很多共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内金融市场过于封闭或发展滞后。

　　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无法持续提升的核心问题在于，由于欧洲内部大市场的功能，其国际收支基本处于平衡状态，外部世界获取欧元的主要途径只能更多地依靠金融渠道，如借款或发行欧元债券，但是由于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偏低，流动性也远不及美国债券市场，从而限制了人们积累或增加欧元资产的积极性。这种状况反过来又阻碍了欧元资产国际化交易水平的提升，甚至最后连欧洲金融机构都不得不将大部分资产配置在美元资产上，以致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损失惨重。因此，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欧洲无法提供可与美国金融市场匹敌的通用金融工具，即便美元的吸引力或地位被其长期巨额的对外赤字所侵蚀，欧元仍然无法取代美元的地位。

　　美元体系给世界带来的风险与成本

　　在美元体系日愈具有自利性的过程中，其给世界带来的风险与成本日益增加，美元汇率的周期性波动甚至成为触发许多国家和地区货币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在1980—1985年的美元升值周期内，墨西哥危机成为拉美债务危机的导火索。在1995—2001年的美元升值周期里，爆发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和2000年阿根廷和土耳其的金融危机。2014年开始的上升周期，则触发了新兴经济体一系列金融动荡。2020年3月，为了应对疫情暴发带来的巨大冲击，美联储采取了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释放出天量的流动性，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货币超发。如今，面临着日益上升的通货膨胀压力，美联储正在酝酿退出宽松政策。虽然其具体操作节点与进程尚未明确，但注定将给世界，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与金融稳定带来新一波巨大冲击。

　　总体而言，美元汇率周期性波动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美元的贬值或升值完全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国内经济周期变化而自如行动。作为贸易品的主要生产国，美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具有本币贬值的偏好；同时，美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最终商品市场提供者，又存在着本币升值偏好。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美国的出口商品以高科技产品和资本品为主，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不易受到本币升值的影响或冲击。

　　第二，维系强势美元地位对于美国金融资本而言是其重大利益所在。自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美国已经从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国家转变为以金融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金融国家”。正是由于金融业和服务业在美国经济结构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并在国际竞争中拥有绝对优势，这些产业部门才更具有强烈的本币升值偏好。

　　第三，如上所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体系的运行机制不但迫使其他“贸易国家”维系美元地位的稳定，更可以依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及其需求，通过利率或汇率调整引发的估值效应，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及其规模，进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推进全球金融治理之策

　　在当前美元体系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或全球金融治理如何进行？中国又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推进全球金融治理向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正在崛起且被美国视为“头号对手”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而言，有两个问题十分重要。一是全球金融治理的目标应该是恢复“债权人逻辑”，二是推进全球金融治理的手段一定要靠集体行动的逻辑，换言之，无论从理论还是历史经验来看，在等级制度森严的货币体系当中，“挑战货币”仅凭自身力量是难以撼动“在位货币”地位的。

　　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中国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有两个关键点，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分工合作。

　　第一个关键点是与欧盟、日本开展金融合作。这两个重要的经济体与中国一样，都是美国的重要债权人，中国应该借鉴1985年日本在签署“广场协议”过程中的经验，通过协调和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方式，以集体行动的逻辑共同而非单独应对美国的巨大压力，迫使美国做出对等性承诺。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经济学界对“广场协议”的认知存在不少曲解，只看到它对日本经济的冲击，而忽略了在此过程中大国间政治经济博弈的复杂过程及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所以，中国与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开展金融合作的重心，在于构建一个针对美国这个最大债务国的“债权人同盟”，通过共同行使“债权人逻辑”遏制其自利、单边主义的“债务人逻辑”。在这方面，债权国无疑具有共同利益。而能否形成具体行动，尤其是在美元体系导致各种货币金融危机、需要其他大国协调、配合甚至救助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将是大概率事件），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货币体系甚至世界秩序的未来。

　　第二个关键点是在东亚地区积极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东亚地区不仅曾饱受美元体系带来的金融危机之苦，更是贸易、投资和产业链的区域化发展最为深入且具有活力的地区，也是人民币各种货币职能尤其是计价、结算功能获得提升的重点地区。从这个意义上看，虽然自2010年前后起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进程开始陷入低谷，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清迈倡议被明显搁置，但目前面临着疫情的巨大冲击、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以及该地区产业链发展的现实需求，积极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再出发，不仅有助于该地区的货币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更对约束美元体系的“债务人逻辑”、恢复全球范围内的“债权人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货币合作问题的本质是政治协调。大国间开展货币合作的集体行动的重要前提，是达成必要的价值观共识，这是合作可以走向深入、持久的基础。对此，我们需要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在内政、外交等各个领域进行必要的、更为深入的调整和改革。